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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辰生先生走了:百年人生只为文物保护而战
发布日期:2022-05-02 17:02   来源:未知   阅读:

  “他这百岁的人生其实就做了一件事,就是为中国文物保护而战斗的一生。”国家文物局原副局长、中国文物报社原社长彭卿云今天上午接受澎湃新闻专访时说,他是今天起床后听闻谢老辞世的,非常悲伤,听说谢老是今天凌晨四点到五点去世,去年重阳,见过一次老爷子,精神很好,“他是中国文物的卫士,他对中国文物的贡献,用他自己的话讲,’一生只做一件事,就是保护中国文物奋斗了一生,他最早师从郑振铎,他从郑先生那里学到爱国、爱文化、爱文物的精神。”

  “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谢辰生先生生前曾多次引孟浩然这两句诗撰文疾呼:“守护民族文化精魂,为江山、为后人留得胜迹在,这是我们这个古老民族走向复兴进程中必须迈好的重要一步。”

  谢辰生在多年前接受《澎湃新闻·艺术评论》专访时,提到当前文物破坏的根源时表示,根本性问题是功利主导的金钱挂帅,钱不仅毁了文物,还毁了一切,“现在的文物问题其实不是文物的问题,而是经济问题和社会的伦理文化等方面问题的折射。”

  谢辰生,江苏武进人,1922年出生于北京,我国知名文物保护专家,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

  据谢辰生自述,他自幼在大哥谢国桢先生的影响下,对历史有着浓厚兴趣,1946年正式跟随郑振铎先生从事文物工作,1949年9月在郑振铎先生的安排下到北平市军管会文化接管委员会文物部报到。1949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1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成立,负责指导管理全国文物、博物馆、图书馆事业的文物局随之成立。16日,郑振铎被任命为局长,王冶秋为副局长,他也正式到文物处工作,从事文物保护管理和政策法规研究起草。

  “七十年前,新中国成立前夕,郑振铎先生就找我谈话,问我日后想到哪里工作。我当然还愿意继续从事文物工作,但觉得家里父兄和郑振铎先生都是学问家,自己也想搞点研究。但郑先生告诉我:‘还是搞保护工作吧,这事现在比研究更重要,你可以研究保护。’这些话影响了我一生,也为文物局奠定了基础,最能体现我们的初心。”

  20世纪50年代初,香港流出大量国宝级文物如《中秋帖》《伯远帖》《潇湘图》《五牛图》,中国首任文物局局长郑振铎组建“秘密收购小组”,在徐伯郊等人协助下,抢救流散文物。谢辰生作为郑振铎的秘书,也参与了这些文物抢救的重要大事。据他事后回忆,这段国宝抢救性收购史,当时是“地下工作”,当事人又三缄其口,一直不为世人所知,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逐渐浮出水面。可惜官方文件,如原始密件、档案等均未披露,使很多重要信息以讹传讹至今。2019年底,一批1952年至1958年间的信札入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包括郑振铎等文物局官员与徐伯郊的往来信件、电报存根等166页。这批信札的入藏,是因为许多如雷贯耳的文物,如书画《中秋帖》《伯远帖》《潇湘图》《五牛图》《韩熙载夜宴图》、荀斋善本、陈氏古币等,都由此摆脱了沉浮不定的命运,被藏之于国。

  翻开这些余温尚存的信札,一场隐秘曲折、繁琐又激烈的“文物争夺战”徐徐展现。

  谢辰生是《国务院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1961)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1982)的主要执笔人,主编有《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卷》并在该卷“前言”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文物的定义。2009年,文化部、国家文物局授予谢辰生“中国文物、博物馆事业杰出人物”荣誉称号,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授予谢辰生“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终身成就奖”。

  回首新中国文物事业七十年的发展历程,国家文物局的七十年历史,是绕不过谢辰生先生的。长期以来,谢辰生先生对文物工作的诸多建言,都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的高度重视和业内外的普遍推崇。

  谢辰生是新中国文物事业许多重大决策的见证者和当事人,也是保护和传承中华文化的一位功臣。

  1983年,国家文物局组织了谢稚柳、启功、徐邦达、杨仁恺、刘九庵、傅熹年、谢辰生七位鉴定家成立中国古代书画鉴定小组,负责对全国各地文博机构收藏的古代书画进行鉴定。

  中国文物报社原社长、原总编张囤生今天回忆说,“当年的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工作,是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中国古代书画鉴定,是中央领导亲自关心、中央宣传部下达文件、国家文物局具体承办的,谢老作为国家文物局顾问进入7人鉴定小组(谢稚柳、启功等)负责行政领导事宜。因鉴定成果是由出版物体现,文物出版社编辑、摄影人员随鉴定组工作。我作为这项工作的出版负责人,亲见谢老在8年的全国巡回鉴定中,每到一地,谢老都要在开始和结束时,亲自到场,与老先生们交流,推动下一步工作。毋庸讳言的是,鉴定过程中,各种原因所致,老先生之间产生了一些不悦,多多少少影响了工作的进展。我特别想说的是,多亏了谢老,由于他的影响力,再加上耐心细致的工作,鉴定组工作坚持下来!自1983年起,经过8年结束,1991年在北京达园宾馆召开了总结会,鉴定组7位老先生悉数到场,大团圆结局!中国古代鉴定组成果丰硕,出版了《中国古代书画图目》(全24册)、《中国古代书画目录〈全10册)。在这一基础上,还出版了《中国绘画全集》(全30卷)、《中国书法全集》(全18卷)。回想起来,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全程工作及出版项目,谢老付出大量心血,居功至伟!”

  张囤生说,有一种说法,或者说从某种角度来说:谢老是一生只做了一件事的人,这件事就是为中国的文物保护事业百折不挠努力奋斗,“我在文物出版、新闻宣传部门33年,深有体会。1976年,刚刚进入文物部门,时任国家文物局文物处副处长的谢辰生,就给我们文物新人讲了一课,主要是新中国文物法律法规的制定过程和内容。我在担任中国文物报社领导期间,谢老关心报社的建设发展,尤其是涉及文物法的报道和研究文字,谢老一丝不苟,非常警觉。有一次,我还在回家路上,谢老电话追来,说刚出版的报纸上,有一篇研究文物法的文章,有不准确和偏颇之处,要求我予以注意。我作为从事文物出版、新闻宣传工作多年的人,在此特别讲一下谢老这方面的贡献。应该说谢老是继承了郑振铎、王冶秋关心文物出版宣传工作的传统。郑振铎曾担任文物出版社编辑委员会主任,还具体帮助创建文物出版社印刷厂,从上海选调技术力量。王冶秋对文物出版社的图书出版计划和杂志刊发文章,都是具体而微提出建议。上世纪进入八十年代以后,文物出版社参与了多项国家大的出版工程,如《中国美术全集》(全60卷)、《中国美术分类全集》(全304卷〉等,谢老都是这些大型系列丛书领导工作委员会成员,参加我们的会议,提出指导性意见。”

  谢辰生对各地文物与历史古城的保护也一直鼓与呼。据《谢辰生口述:新中国文物事业重大决策纪事》一书披露,上世纪50年代,他执笔起草文化部报请国务院建议保护北京城墙和西安城墙的报告。1967年,他呼吁保护文物,并执笔起草中共中央保护文物图书的文件,在当时的环境中,为保护文物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今天我们经过建国门立交桥时还能看到观象台,但背后的故事许多人并不知道。上世纪60年代,北京准备兴建中国第一条地铁,即北京地铁一期工程正好要穿过观象台底下,施工单位准备把观象台拆掉移放到他处保存。修建中国第一条地铁是何等的大事,施工单位也已经考虑到把观象台异地保存,一般人就不便再提什么意见了。谢老和罗哲文先生思来想去,最后还是给周恩来总理上书,希望这座从事天文观测近500年、保持连续观测记录最悠久的明清两代国家天文台能够原址保护。周总理看后,决定地铁在这里绕道过去,还亲自批了绕道所需的经费。

  国家文物局原副局长、中国文物报社原社长彭卿云今天上午接受澎湃新闻专访时说,他是起床后听闻谢老辞世的,非常悲伤,听说谢老是今天凌晨四点到五点去世,去年重阳,见过一次老爷子,精神很好,与谢老亦师亦友60多年,学了不少东西,“他是中国文物的卫士,他对中国文物的贡献,用他自己的话讲,‘一生只做一件事,就是保护中国文物奋斗了一生,他是最早师从郑振铎,他从郑先生那里学到爱国、爱文物的精神。后来又受到王冶秋先生的影响,受两位大家影响至深,他是为文物保护而拼命,他真的是文物保护的硬骨头,是中国文物保护界最硬的战士。”

  上海博物馆原副馆长陈克伦今天对澎湃新闻表示,谢辰生是郑振铎的秘书(起初在上海),1949年,郑振铎先生去北京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长,他也随着去了北京。实际上,他对中国文物事业最大的贡献是在制定中国文物保护的法律法规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对上海文物事业的发展,据我所知当年他对上海复旦大学文博学院的成立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回顾中国文物事业70年发展时,中国文物报总编辑李让曾代表报社感谢谢老一直以来对中国文物报社的关怀和支持。谢辰生当年开心地说,《中国文物报》他是每期必读的,去年的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历史回眸 文博忆往”和今年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我与文物事业”征文活动搞得都很好,应该整理出来结集出版。

  澎湃新闻艺术主编顾村言回忆说,当年《东方早报·艺术评论》2011年创刊时,辟出大量篇幅报道文物保护,谢辰生先生非常支持,爽快地答应成为《东方早报·艺术评论》的文物顾问,并多次接受专访,每次到北京见面,都可以感受到老人对中国文物的一腔赤诚之心,“当时他还生病,但谈到文物破坏的案例,老人家痛心疾首甚至拍起了桌子,可以感受到老人家对文物保护的战斗的精神,他可以说是中国文物界最硬的骨头。”

  对于后来受市场驱动的“文物回流”,谢辰生先生并不乐观,他多年前在接受专访时表示,他直批功利主义的影响,说:“现在与市场相关的‘文物回流’不是回流。”

  参加敦煌研究院建院六十周年暨常书鸿诞辰一百周年期间,谢辰生与樊锦诗现场研究石窟保护规划方案

  对于“文物回流”,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谢辰生并不乐观。谈及当下的“文物回流”潮,他多年前在接受《澎湃新闻·艺术评论》专访时表示:“现在与市场相关的‘文物回流’不是回流。”

  90多岁的谢辰生是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也是新中国最早的文物工作者之一。

  老人如今住在北京安贞里的一幢老旧的居民楼里,家极简陋,文物书籍资料堆积如山,老人前不久一个人去医院摔了一跤,行动不便,然而谈起中国文物的话题,却中气十足。

  谢辰生从1949年以前开始跟随郑振铎先生从事文物保护工作。1949年以后,中国文物外流情况非常严重,他在文物局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起草新中国第一批文物法令:禁止文物输出。之后又陆续起草了《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中国文物法》等。

  《澎湃新闻·艺术评论》(以下简称“艺术评论”):谢老,现在文物艺术市场上有不少所谓的“文物回流潮”现象,你怎么看?

  谢辰生:这不叫什么“回流”,怎么算“回流”呢?这实际上就是全球化之后,反正哪儿卖就上哪儿去——这是一种经济规律的必然现象。与过去被掠夺而现在我们拿回来了的“回流”是截然不同的,事实上,近30年来真正好的东西回来得并不多。

  艺术评论:像我们前段时间到日本的博物馆看到很多精彩的书画碑帖,其中有不少应当是当年日军侵华时掠夺过去的,而那些能够“回流”的是很难的。我听说抗战胜利后日本归还的有价值的几批文物,杂项物品多,真正有价值的文物是相当少的。

  谢辰生:是的。新中国历史真正说回来东西最多的时候——也就是我们主动收回来的,1949年以后,到“”开始那一年(1966年)间。

  谢辰生:后来基本就没有了。现在有的拍卖行的确经过努力从海外回收了一些正规文物,但无论质量与数量都不如1949年到“文革”前那一段时期。现在有些人对文物艺术品拍卖过分提出“回流”这两个字,我非常不赞成。

  艺术评论:艺术拍卖市场上的所谓“回流”与真正的文物回流其实是没什么关系。比如像英法日等国家通过战争掠夺的中国文物,有回流的吗?

  艺术评论:回来的是针对有证据可证明是盗挖出去的是吧,有一部分是花钱买的,也有一部分是通过政府的协调。

  谢辰生:那种叫追索,也不叫回流了。回流是自然的。过去大量的文物流失是当时列强的侵略造成的——那个时候我们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没办法。这个耻辱是一个政治性的。

  弄得回来是弄得回来,弄回来一部分,另外在外头的,我们是抢救回来。要求想办法,千方百计弄回来。有很多了不起的东西,像三希堂中的“二希”,像《韩熙载夜宴图》,这些东西都是好东西。当时都是经周总理的批准,我们通过香港花钱买回来的。

  像《通鉴》稿,这是不得了的,还有宋代的《梦溪笔谈》等都是那时候买回来的。最有名的所谓“南澄北周”的澄成中的藏书精华,从1952年谈判,一直到1955年才全部买回来,其中很多珍贵的真正国宝级的东西。因此那时候的数量是相当大,现在我们买回来是好的,可以和那些比较,但是真正再有多少个东西你能拿得出来啊?那些东西真正是从海外抢救回来的。现在我还是那句话,自然的经济规律作用,你这会儿价格弄得很高,它就回来了。现在的“回流”要注意把价格炒得太高的现象,像20年前的日本似的。

  谢辰生:我听吴树同志告诉我,在80年代的日本,经济形势很好,西方就弄了一个陷阱,把凡·高等的作品炒得很高,不少都弄到日本去了。弄到日本以后,结果把日本给整了一下。美国又强迫日元升值,结果不少日本收藏家都跳海、跳楼了,自杀,破产了。这些东西后来又低价回到西方去了——所以我们要警惕。

  艺术评论:2010年一件清乾隆粉彩镂空瓷瓶以5亿多元在英国创下亚洲艺术品拍卖成交最高纪录,后来没有付款,我听说是一个中国商人在炒作。

  谢辰生:这种事情不可思议——我是说对价格炒作的不可思议。要警惕和冷静地对待这个问题。

  谢辰生:如果从你这拍卖进去的,又从你这拍卖出去了——这能叫“回流”吗?这算什么“回流”。“回流”这个词不是很确切,因为经济规律你上哪里卖都可以,这不是回流,全世界都在流动。所以“回流”这个词不准确。

  谢辰生:是的,这都不能够这么说是什么“回流”。我不赞成把中国文物炒得太高,因为到时候还是中国人上当啊。我觉得有一条,叫做:凡是掠夺的、非法的,你都不能拿回来卖——否则,你就等于是承认它的合法性了。所以这是一条很重要的界线,是底线。不能容忍他们,我们只能通过法律程序追索,不管能否追索回来,我永远保留我的所有权的权利。这条我们绝对不能含糊。

  艺术评论:还有现在不少地方的地面文物,有很多文物被盗掘,然后拿过去卖,现在这种情况你如何看?

  谢辰生:这也不行啊,这也是违法的,违法的东西你就不能往回买。这是一条界线。违法出去的,比如说走私出去的,你不能卖,我不能买回来,买回来就等于承认它的走私了,这不是鼓励走私吗?你不能买。因为按规定通过法律程序是可以收回来的,收不回来也没有关系,早晚总会有办法。我们要保留我们的权利,这条很重要。不要弄得太过分了,强调这个东西要弄回来。结果也没有回来几样东西。比如圆明园兽首,他们说是国宝,我说这是国耻。对于“回流”,我们要慎重对待,不要过分炒作。

  艺术评论:你之前也说了,这几年主要问题还是在国内文物保护的问题,而不是说文物“回流”。据你了解,现在国内文物保护的情况如何呢?

  谢辰生:这是一个社会问题。整个的社会是市场经济以后价值观转变,利益冲动,这不仅对我们这一行是这样。

  艺术评论:记得徐苹芳先生在世的时候,我曾经与他聊河南安阳的所谓曹操墓,徐老在对话时认为所谓曹操墓的观点极不严谨,很不认可。地方发展旅游项目可以理解,但你可以认为那个墓是曹操墓,可以说90%,但不能说它百分之百是曹操墓,而且,毕竟盗挖过了。

  艺术评论:你刚才提到的就是说从1949年建国到1966年之间,这段时间文物保护与抢救的经验值得借鉴,你觉得根本问题在于什么?

  谢辰生:我说的是整个社会的,要转变人们的观念。因为在前一阶段,后三十年到十八大为止以前,不少人满脑门子都是吃喝玩乐。一个小小的行长就能贪几个亿,这比旧社会还厉害。所以这些东西我想是整个社会风气有问题。

  艺术评论:那你觉得,从文物保护到海外的抢救文物的这种技术性角度有没有值得我们借鉴的?上世纪50年代的经验有没有值得我们现在借鉴的?

  谢辰生:那些经验没什么,国家有钱就可以。不是所有的东西都买回来——你没有必要啊,但有的时候还是合法卖出去的。正常的允许的卖出去的文物,你还买回来干什么呢。

  艺术评论:现在的文物问题其实不是文物问题,而是经济问题和社会的伦理文化等方面的问题,可以这样理解吗?

  艺术评论:但现在拍卖还是一个低谷期,就是因为之前炒得太高了,炒得太高总是要摔跤的嘛。现在国外像美国、英国,都有世界各地的文物陈列,你觉得我们中国以后有没有必要这样做,比如我们收一些欧美的文物,日本的文物。

  谢辰生:钱还是有一些。但现在买不起了。现在一件东西都弄得多少亿多少亿——疯了。这也有问题。就是说,我警惕日本的,不要步日本的后尘。它那等于拿钱去上当,你弄那么高的价钱干什么。你炒它干什么,有些人也是莫名其妙。他把文物作为资金去增值,这就完全错了。这条路绝对不能这样。否则最后要吃亏的,就像日本人跳楼跳海。

  艺术评论: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们国家追索流失到海外的文物,现在最大的难点在什么地方呢?

  谢辰生:只能我们表明态度,将来也可以或者采取什么方式。也可能还是可以回来一些的。但全部回来的可能性不太大,在短期内不可能。但重点的有些东西还是可能的。

  谢辰生:是的,动员人家捐献最好,不捐献至少你别坑人——得有个合理的价格。

  艺术评论:现在价格也高了,古代书画、文物,价格都很贵。海外华人也知道这个很值钱的,即使你本人愿意,他还有子女,很难说。

  谢辰生:也还是可以。比方说这个可以半捐可卖,这都可以考虑的。总之,在这个方面不要太积极。我不是很积极。关于流失海外的文物有几种情况要区别。一个是珍贵的,一个是一般的。一个是过去的,一个是现代的。一个是合法的,一个是非法的。并不是说所有在国外的东西我们都要求归还,我们从来没有这个观念,也没有必要。而且有些东西的确能够起到文化交流的作用,能够传播中华文化的作用,还是可以的。

  我认为重点首先是现代的、非法的出境文物,这是我们珍贵的。不管珍贵不珍贵,都得追回。对于过去合法出去的,有些珍贵的文物,我们也是想通过收购回来。非法与合法,重点先搞非法的。这是我的一个基本的观点。目前盗墓的人猖獗得不得了,这种追索是打击犯罪的组成部分。这是我们当前的当务之急。

  谢辰生:人家埃及不就是通过这种手段,索要回去很多文物了。现在我们也在索要,也索要回来一部分——这是我们最主要途径。英国、美国都要回来了一些。

  艺术评论:那不是收藏在博物馆的吧?埃及和希腊后来曾把大都会博物馆有一个七八十年前的东西要回来。

  谢辰生:这将来都可以慢慢地索要,等待吧。索回的确有很大的困难,但是我觉得我们有信心,像刚才我说的,属于掠夺的,我希望他的后代子孙能够感到愧疚,能够有觉悟,通过正当的渠道归还给我们。要求现在马上都弄回来,这是不现实的。但是我们要永远强调我们有追索的权利。■(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